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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六章)(第四节)

2018-02-01 14:12
党史办  文章来源:

第四节  批林批孔中动乱再起和“文革”的结束

批林整风与批林批孔

1971年9月18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通知》要求,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同林彪划清界限。此后,中共中央陆续印发了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一至三)》,要求各地先党内后党外逐级组织传达讨论。同时,遵照毛泽东要“搞批林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在全党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1年10月19日至23日,中共丹棱县委召开有党支部副书记和行政22级以上党员干部共444人参加的全委扩大会,传达了有关林彪叛党叛国问题的中发[1971]57、61、62、64、65号文件,要求与会人员与林彪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统一认识。会后,从11月4日开始,县委抽调385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各单位,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城镇后农村由点到面逐步扩大的原则,向党员干部和群众传达讲解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等7个文件。整个传达讲解历时22天,全县先后参加传达学习的党员和干部群众共8.9万人,基本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72年2月6日至12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声讨林彪集团图谋反革命政变的罪行。会上,与会人员表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把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会后,县委抽调县社两级干部共321人组成宣讲队,分赴城镇机关单位和农村社队,传达宣讲中央文件,组织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叛党叛国罪行。

同年9月6日至18日,县委又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进行“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致江青的信,中共中央[1972]14号文件及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联系四川实际,揭发批判了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研讨部署了全县“批林整风”运动。

会后,各公社和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相继召开党委会和支委会,传达了县委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批林整风”的文件,统一对“批林整风”的认识。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用办专栏,召开大小会议等形式,揭批林彪的“天才论”、“政变经”、“权力至上论”、“精神万能论”、“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小节无害论”等,以及梁、陈、谢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在全县城乡掀起了大批判高潮。

1973年9月1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9月28日至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分别转载和发表了《“焚书坑儒”辩》、《论尊儒反法》两篇文章。文章认为,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献词》说,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21日,王洪文、江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武器。”《通知》下发后,全国“批林整风”即转入“批林批孔”。

1974年2月7日至10日,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和省、地委的部署,中共丹棱县委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公社党委、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学习辅导员共129人。学习班上,传达了中共中央[1974]1、2、4号文件,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和《红旗》杂志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以及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并研究了在全县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措施。

2月14日,县总工会、团县委、县贫协、县妇联在县城联合召开有贫协会员、工会会员、青年、红小兵、妇女共1200余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县委、县人武部领导在会上带头作了批判。会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城乡迅即展开。据载,截止2月22日,全县共印发“批林批孔”学习材料6000份,办大批判专栏573个,刊登大批判稿件8102份,举行各种类型的批判会1313次。

在全县开展批林批孔中,原文革初期因造反结合进县革委和各级领导班子、后在批极“左”思潮中被点名批判调离要害部门的城区造反派头头,见有可乘之机,又纠合在一起,大搞翻案活动。他们以改组县委批林批孔办公室为突破口,借落实批清政策向县委大肆发难,公开伸手要官,企图夺回他们得而复失的权力。

1974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他们纠集同伙在市管会内开会,传授地区“五·七”干校举办落实批清政策学习班的所谓经验。会上,他们攻击县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没有造反派,都是老保,在整他们的黑材料。声称不改组批林批孔办公室,批清政策就不能落实,今后他们这些人还要挨整。并研究了迫使县委改组批林批孔办公室,举办落实批清政策学习班的策略。提出改组批林批孔办公室,增补人员要打破原有框框,要从批清时受害最深的公安、农水、银行系统的造反派中抽调。会上,他们还对县委领导进行了分类排队,总结了他们以往“吃亏挨整”就在于内部不团结的所谓教训,要求大家消除分歧,团结起来,统一思想,一致对上。

会后,他们以县革委部分委员的名义,给县委致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旁敲侧击地攻击县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态度暖昧,领导落后于群众。要求县委同群众站在一起,带头批林批孔。声称县委、县革委批清时在丹棱排查文革初发生的“1·18”事件、抢枪等十二大事件,清“五·一六”、“三老会”,是镇压了造反派。县委以调离下放等方式,将进入各级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吞”掉了。继之,他们又支持公安、农水系统的同伙于5月16日贴出所谓的“严正声明”,污蔑县委在批林批孔中“捂盖子,为林彪开脱罪责,是运动的绊脚石”。要求县委改组批林批孔办公室,并于三日内作出答复。否则,就在县城十字口搭台辩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县革委机关内和大街上刷出“强烈要求县委改组批林批孔办公室”、“彻底砸烂县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等巨幅标语,与城区一些单位的帮派同伙互为呼应。在其内攻外压下,县委被迫将他们中的二人增补进批林批孔办公室,并任命其中一人为副主任。

在夺取了县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部分权力后,他们又得寸进尺,采取围攻、要挟等手段,逼迫地、县委领导表态同意举办落实批清政策学习班。在6月18日至7月5日历时18天的学习班期间,他们以帮助县委转弯子为名,将县委和县人武部领导弄到学习班上,进行大会批判,小会斗争,迫使这些领导承认在批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他们平反恢复了名誉。进而,他们又在学习班上公开向党伸手要官,声称“我们之所以吃亏,就是没有人进县委、没有权”。提出:县革委副主任是党员的应进县委常委会,原县革委第一批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应进县委常委会,现任县革委常委未进县委的要考虑。要恢复农水局、粮油公司、商业服务站、邮电局革命委员会,落实这些单位原革委成员的职务。并扬言县委不表态同意,学习班就不散。

为使学习班不再无期限的拖延下去,让县委一班人摆脱纠缠,集中精力去抓工农业生产,县委主要领导被迫作出让步,对其无理要求表态说:县委能解决的研究解决,不能解决的报地委。这样,才结束了他们导演的这出闹剧。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3年12月2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年1月8日至10日举行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因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文革初期即作为“中国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针对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着的派性斗争和领导班子“懒、散、软”的问题,遵照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提出要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并付诸实践,采取“一批二调”和调整领导班子等措施,对工交、农业、科技、文教、军队等领域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通过整顿,沉重打击了“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势力,使国内形势逐趋安定,长期下滑的国民经济迅速转向回升。

然而,对各个领域工作的整顿,势必要触及文革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并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理论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11月,在听取了“四人帮”的诬告后,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又以邓小平向他转交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反映“四人帮”亲信人物问题的信为由,硬说邓小平偏袒、支持刘冰,并由此而决定在全国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976年2月1日,《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与批判》等报刊又相继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评“三项指示为纲”》、《再论孔丘其人》、《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克己复礼“再批判”》、《梯也尔小传》等影射攻击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鼓动各条战线开展“反击”;把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说成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称邓小平是“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

1976年2月25日,中央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并根据谈话精神,开展了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提出了解决“转弯子”问题。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要求与会人员回去后把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会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3月3日印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同志的讲话》,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

1976年4月1日至3日,根据省、地委干部会议的部署,中共丹棱县委召开有公司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全委扩大会。会上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并组织与会人员联系实际,揭发批判了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和“修正主义路线”对全县工作的影响。

同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县委又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学习讨论,举行拥护中央两个决议的集会游行。后于4月12日召开电话会,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广泛深入宣传党中央的两个决议,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领导,在运动中,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不要拉山头。要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

按照县委电话会的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都先后召开党委会、支委会和干部会,学习、座谈、讨论了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两个决议,并组织干部群众集会游行,书写大字报、大标语,举办大批判专栏,召开声讨会、批判会,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县城乡迅速展开并很快形成高潮。据统计,截止4月26日,全县先后参加集会游行的干部群众共达4万余人,书写大字报111000张,刷贴标语1500幅,举办大批批判专栏611个,召开大小批判会、声讨会118次。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曾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借落实批清政策向县委发难的原城区造反派头头,又拉帮结派,抱成一团,上串下联,大搞资产阶级帮派活动。他们先后于4月、5月、6月、9月多次到成都、乐山等地观望形势,打听消息。并联络地区帮派骨干,秉承其“造反派要团结,重点对着县委,抓住组织部、宣传部、公安局”的旨意,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帮助县委转弯子”为名,再次将矛头指向县委及各部委领导,妄图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

1976年5月,在县委扩大会议期间,他们利用在会上发言的机会,公然抛出会前私下炮制的《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要战斗》的发言稿,攻击县委、县革委1975年成立部委科局是“聚集复辟势力”,“吃掉、挤掉、整掉了造反派”,是“右倾翻案的产物”。诬蔑“县委执行了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同年7月12日,在县委召开的部委科局负责人座谈会上,他们声称,文化大革命十年了,路线斗争经历了多次,斗争的根本问题集中到一点是如何对待造反派。二月镇反、贯彻“一二·二五”批示、一批双清、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丹棱都是搞了的,但总的是整了造反派,重用的是保皇派和整人的得力干将。并耸人听闻地说:丹棱是全部或大部复辟了。在同年8月12日至15日举行的县革委全委会上,他们又在精心炮制的发言稿中称,新建的县委和部委领导班子成员,有的是“复辟派”,有的是“举逸民”,有的是“还乡团”。原粮食、邮电、商业系统成立服务组时有造反派参加,成立部委局后造反派被吃掉了,应该补起来。攻击县委组织部提拔干部带有倾向性,在中隆公社先后提拔10名干部到6个公社任职是搞复辟的典型。要求县委对组织部掺沙子,变动一下组织部副部长廖国松的工作。会后,他们又向县委领导递条子,提出要让其任县革委委员的帮兄弟们进县委中心组,以“帮助县委转弯子”。这种违背组织原则的无理要求,遭到了县委理所当然的抵制。

1976年9月至10月,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他们又紧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置县委在运动中不要拉山头的指示于罔闻,公然打出派旗,先后以“石桥地区革命造反派”、“城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县革委机关部分革命干群”的名义,起草张贴出《抓还乡团副团长廖国松》、《复辟派的脸谱》、《保修有功,官运亨通》等大字报,刷出“决不允许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对县委组织部推行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必须彻底清算”的巨幅标语,在县城掀起了一股抓“还乡团”、“走资派”的恶浪。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严重干扰了县委的正常工作。

粉碎“四人帮”全县欢庆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从而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6] 16号文件向党内发出通知,公布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事件和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要求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

10月23日,中共丹棱县委召开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全委扩大会,传达了中发[1976] 16号文件。同日,县委还召开广播大会,将此文件传达至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获悉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县军民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10月24日,为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县委在县城召开庆祝大会,参会的有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数千人。会上,组织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当天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集会实况。县委、县人武部领导和县农机厂等单位的代表还纷纷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会后,在县委的组织领导下,全县军民举行了接连数日的庆祝游行。人们兴高采烈走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振臂高呼:“打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热烈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十年文革,南柯一梦;十月秋风,扫除阴霾。从此,丹棱县同全国各地一样,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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