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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六章)(第三节)

2018-01-23 17:46
党史办  文章来源:

第三节  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县革委成立后,根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关于“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一规定和地革委的指示,在全县相继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一批双清”和整党建党等斗、批、改运动。

大批判与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将载于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送毛泽东。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批发全国。”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批示和《经验》转发后,被当时的报刊称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实践方式”和“斗批改主要阶段”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并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这场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以清查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称“九种人”)为主要对象的清队运动中,许多已盖棺论定的历史案件被重新翻开,再度审查,从而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混乱,致使一批干部和群众被视为“九种人”而遭到严厉批斗,再次经受了身心磨难。

丹棱县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始于1968年秋,止于1970年底。其间,大致经历了发动群众、揭发查证、定案处理三个阶段。

1968年6月27日,丹棱县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委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以毛泽东最新指示为纲,从反右倾翻案风入手,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决议》。《决议》称,县革委成立后,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一切公开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要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就必须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把革命大批判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彻底揭露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揭露批判他们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资刺激”、“利润挂帅”。《决议》指出,在开展革命大批判中,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采用各种形式,如办学习班,办大批判专栏,开展大小会批判、家庭批判、店堂批判、田间批判等,使人人口诛笔伐,个个都当批判家。《决议》强调,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革委要由一名主任或副主任牵头并吸收“三代会”等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组成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负责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大批判工作,随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新特点,及时提出革命大批判的重点和具体内容。

同年7月7日至12日,县革委又召开各级革委委员、“三代会”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及机关干部共315人参加的全委扩大会,传达贯彻省、地革委扩大会议精神,着重学习了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就在全县开展群众性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会上,通过学习讨论和回忆,还对“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初步揭发。

会后,按照全委会《决议》要求和全委扩大会议的部署,从县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都先后建立了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后更名为斗批改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专案组,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专门班子,在同级革委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本地区、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清队工作。

为配合清队工作的开展,县革委、县人武部还成立了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先后抽调18人,对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600余卷敌伪档案进行接管,从中查找敌情线索。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打好清理阶级队伍这场“人民战争”,各级革委还多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举办了以清队为专题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次年2月,全县各级革委先后共召开誓师大会52次;举办学习班2248期,其中县办6期,公社办48期,大队办390期,生产队办1700期,机关单位办104期;培训清队骨干4000余人。在誓师大会和学习班上,各级革委和斗批改领导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理论、方针、政策,以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把外地清队中揭发出来的所谓“触目惊心的敌情事例”集中起来 ,教育与会、参学群众,以提高其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与此同时,县革委还通过召开清队工作会、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印发简报、敌伪档案资料、外地清队工作经验材料等方式大造声势舆论,并派出工宣队、贫宣队进驻中小学校、医院、场镇机关等“老大难”单位,从而使清队工作在全县迅速展开。

1968年8月21日,县“三代会”在县城举行有城区机关单位干部职工上千人参加的首次对敌斗争大会。会上,将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尤泉,原县人委办公室主任蒋道行,丹棱中学教师王铸、谢明显,商业系统职工黄惠卿、徐斌、黄灼,农机厂工人赵建中等8名“阶级敌人”揪到台上,进行了揭发批判斗争。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还给傅尤泉扣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书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罪名,宣布对其拘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同年8月31日晚,县农资公司工代会以“妄图翻右派分子案”的罪名,将该公司职工袁文江揪到十字街口,进行了街头批判。

继之,城区各机关单位和农村社队也竞相效仿,将本地区、本单位揭发清理出来的“九种人”分别进行挂牌批斗和游街示众,从而使清队工作在全县城乡掀起一次又一次高潮。到次年11月底,全县被视为“九种人”而遭到批判揪斗的共1766人。

在对上述被揪人员的批斗中,许多单位都采取了捆绑、打骂等违反清队政策的体罚行为。如杨场公社在举行对敌斗争大会时,将揪到台上批斗的11人全部绳捆索绑,并动手殴打了其中1人。何场公社跃进六队在批斗劳改释放犯谢成福时,用篾片抽打其脸部。王场公社兴无一队在揪斗反革命分子吴泽普时,令其双膝跪地。会后二人不堪其辱,先后上吊自杀。对此,曾有一名公社革委委员致函县“三代会”《红旗漫卷》编辑部,指出:对揪斗对象进行捆绑打骂,令其爬街道跪瓦砾,既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也无助于揪斗对象交代问题。并在信中呼吁“打人现象必须制止!”然而,在已发动起来且成浩大声势的群众运动中,这种呼吁显得苍白无力,难奏其效,打人行为仍有禁不止,时有发生,以致被揪人员不堪受辱自寻短见频仍不断。据载,截至1969年3月,全县先后自杀身亡的揪斗对象已达28人。

1969年下半年,清队工作进入查证落实定案处理阶段。全县被揪斗的1766人,经专案组查证后不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962人;属上述“九种人”但按政策界限未上线的656人,上线的148人。1970年,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报县革委审查批准后,对上线的148人作了定案处理,其中处以戴帽的24人,管制的15人,判刑的3人,不戴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106人。1975年,县革委对清队中已定案处理的127人进行复查,复查后维持原结论的41人,改变原结论的86人。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并在编者按中首次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这段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最新指示”的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一场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并很快形成高潮。

1968年12月29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意见》。《意见》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意见》要求,各级革委要充分发动群众,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深入广泛地向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青年和革命家长进行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宣传教育,使其深刻领会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伟大意义,把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认真抓紧管好。

《意见》下达后,丹棱县革委随即召开城区机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省革委的《意见》,并就在全县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作了研究部署。会后,各单位分别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县革委会议精神,并动员与会人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9年1月16日,根据地革委毕业生分配办公室1月7日电话会上传达的省革委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关于“我省六六、六七、六八级中学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紧急通知精神,县革委召开全县中学毕业生分配大会,会上宣布了插队落户人员名单,并于会后进行张榜公布。

同年1月23日,县革委发出《关于分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通知》,将地革委安排在丹棱插队落户的成都市和本县中学毕业生1270人分配给各公社,要求各公社落实到生产队,并迅速做好安置工作。

《通知》下达后,在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街道居民和农村社员敲锣打鼓的欢送迎接声中,安排在丹棱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奔赴农村。但也有不少人因留恋城市而没有下去,有的下去后迟迟不转粮食户口关系,有的转了关系见农村条件艰苦又以种种借口要求返回城市。鉴于此,1969年8月9日,县革委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革委做好已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对未下去的要继续做好动员工作,使其迅速上山下乡。对下乡后制造借口要求返回城市的,一律不予入户;已入户的一律无效。同时要求已下乡而未转粮食关系和户口的知识青年,须于9月15日前自觉将关系转入落户的生产队;如迟迟不转,则由县有关部门直接办入落户地址。

按照上述要求,各级革委通过层层举办学习班和个别谈话,对逗留城市和下乡后迟迟不转粮食关系和户口的知识青年及其家长,分别作了思想工作和反复的动员工作。经过动员,到次年1月底,到丹棱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已达874人,其中,成都市初高中毕业生510人;本县城镇初高中毕业生276人,社会青年和年满16周岁的高小毕业生88人。

此后,丹棱县农村每年都要负责接收安置一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到1978年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不再进行时,全县农村社队先后共接收安置3526人,其中本县1084人,成都、自贡等地2442人。国家共拨安置经费58万余元。

1971年,下放在丹棱的知识青年,在大中专学校招生、工厂招工和部队征兵中,开始陆续调离农村。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作了调整,在丹棱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除死亡的15人、判刑的11人和扎根农村的2人外,其余按政策规定,于1981年底前先后迁回城里,由有关部门作了安置。

“一打三反”和“一批双清”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即中发[1970]3号文件),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突出重点,加强领导,打击反革命特别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中发[1970]5号和6号文件),要求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以揭露和打击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的违法犯罪活动,制止业已出现的铺张浪费行为。中共中央3、5、6号文件下达后,“一打三反”即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1970年2月23日至24日,丹棱县革委举办了有城区各单位革委、革命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和县革委机关工作人员共79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讨论中共中央3、5、6号文件,明确开展“一打三反”的重大意义,以解决各级革委负责人对运动的认识问题。3月4日,县革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发[1970]3、5、6号文件的意见》,要求各级革委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吃透精神,明确指导思想,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全力以赴,开展“一打三反”斗争,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3月18日,县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部署了全县的“一打三反”,要求各级革委在运动中要信心足、姿态高、步子稳、方法细,要依靠人民解放军,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在运动开展之初,县革委还要求各公社(镇)、大队和城区单位的革委会,都要建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并做到第一把手全面抓,第二把手具体抓,其他委员结合抓。同时抽调人员(最多时达到18人)组成“县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抓点带面,点面结合,指导全县。

按照县革委的部署和要求,各单位通过广泛宣传文件,层层发动群众,使“一打三反”在全县城乡迅速展开。

1970年8月18日至9月27日,县革委在县招待所举办了首期“一打三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共104人,分别来自8个公社(镇)和4个县级财贸企事业单位。其中,重点对象46人,积极分子和知情人员58人。学习班由县革委“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和军宣队领导,“一打三反”办公室主持,公安机关军管组和人武部配合。学习班按民兵连建制共分五个小组,学员自带被盖和生活费,集中吃住,规定每天上午8点至晚上9点为学习时间。学习期间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串联,不准迟到早退,一律集体活动。学习班还设了材料调查组和专案组,负责内查外调和对案件的定性处理。学习班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为动力,采取学习与交待相结合、本人交待与群众揭发相结合、交待问题和核实定案相结合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五个文件,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第二阶段斗私批修,检举揭发;第三阶段核实定案处理。该期学习班历时41天,在学习期间,有22名学员检查交待了自己的政历问题和政治上所犯的错误,有53名学员(其中重点对象46名)交待了自己的经济问题。

继之,县革委又于9月28日至11月27日举办了第二期“一打三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该期学员共166人,来自13个公社(镇)和县级财贸、粮食、工交、文卫等系统的13个企事业单位。其中,重点对象89人,积极分子64人,第一期学习差问题尚未交待清楚需要继续学习的“老学员”13人。学习班上,又有98人交待了经济问题,12人交待了政治问题。其后,县革委还举办了第三期“一打三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县上举办学习班的同时,按照县革委的统一部署,各公社(镇)、大队、生产队和县级部门也办起了不同形式的学习班,全县先后共办61期,参加学习的人员达31363人次。在学习班上,自我交待和被揭发检举有政治历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共2803人,其中属政治历史问题的295人,属经济问题的2508人。交待出非法获取的现金31.09万元,粮食9.09万公斤,布票5050.4尺。后经复查划限定性的2762人,未定性的41人。处理2212人,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2151人,按敌我矛盾对待分别给予判刑、戴帽、管制和开除公职的共61人。

全县这次“一打三反”,对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向社会主义发动的进攻,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整个运动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倾向突出,因而运动中一度出现了打击面过宽、处理过重的现象,如把“五匠”外出务工人员也请进学习班,并令其退出全部务工收入等;甚至还伤害了一部分无辜群众。这既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也使后来的工作陷入被动。“一打三反”运动尚未结束,部分人员就开始接连不断地上访、申诉。直到1976年后,其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的同时,1971年3月至1972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和省、地部署,丹棱县又开展了以批资产阶级极“左”思潮和清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原系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6月至8月曾进行秘密活动,散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同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清反革命组织“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为主要内容的“一批双清”(时又简称“批清”)运动。

1971年3月,按照上级要求,丹棱县成立了批清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县的批清运动。同年5月地区专案会后,领导小组又下设了批清专案组,组长、副组长由县人武部领导担任,工作人员分别从县人武部、人保组、城关镇、商业局等单位抽调,办公地点始设于县人武部,后移至县人保组。

县批清领导小组成立后,即按地区“三办”(地区负责“一批双清”的办事机构“第三办公室”的简称)的指示和统一部署展开批清工作。

1971年4月,县批清领导小组奉命派人前往乐山,先后参观学习了地区公安处、五丝厂、汽车11队等单位开展批清运动的做法。参观学习人员回县后,随即在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作了传达。

同年5月,地区批清专案会后,县批清领导小组在城区召开了首次批清动员大会,会上要求各单位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正在进行的“一打三反”,批判资产阶级极“左”思潮,通过内查外调,挖出隐藏在丹棱的“五·一六”和“三老会”。

6月,依照省、地的作法,县批清专案组把文革中丹棱发生的抢枪、打死叶七巧等八大事件作为全县“一批双清”的线索,要求有关单位发动知情人写证明材料,举办参与事件的重点人员学习班。9月,根据各单位提供的材料和情况,县批清专案组把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抢劫军队武器装备,大搞“反复旧”运动,大搞右倾翻案,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反革命组织“三老会”在本县的组织活动和罪恶活动,“1·18”事件,打死叶七巧,破坏县革委的筹建,破坏庆“九大”,打知青,作为丹棱文革中发生的十二个重大事件上报地区,并于10月在城区再次召开的批清动员会上作了公布。后又以县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名义打印上报地区有关单位,下发至各公社。同时,要求县人保组、银行、商业局等9个主办单位和城关镇、农水局、工交局等10多个协办单位紧密配合,采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与组织专门班子查证相结合的办法,集中力量,对十二大事件进行逐一清查,查出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通过清查,挖出隐藏在丹棱的“五·一六”、“三老会”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按照县批清专案组的要求,围绕十二大事件,各主、协办单位在发动群众清查中,先后查出与这些事件有牵连的共163人,并分别在会议上、有线广播或大字报中进行了点名批判。其中,有21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其所在单位都举办学习班,对其进行了揭批审查。对被列为“三老会”嫌疑对象的4人,县专案组还令其中2人停职反省,进行了隔离审查。

这次批清运动的开展,对于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通过排查重大事件来深挖“五·一六”、“三老会”,这种由事及人而不是从组织到人的清查办法,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以至造成运动扩大化。结果丹棱乃至整个乐山地区非但没有查出一个“五·一六”、“三老会”成员来,反而造成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

1972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1972]14、31号文件精神和省上指示,地区“三办”在夹江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要求各地将批清中的材料统一收回烧毁,不再扩大影响。

会后,县专案组将下发的批清材料悉数收回,集中销毁。全县批清运动随之中止。

1972年11月20日,县委召开落实批清政策小组会议。会上,学习了乐地发[1972]62号文件,对全县批清中被单位批判的21名重点审查对象,特别是其中被错审的4名“三老会”嫌疑对象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认为:全县批清中,由于受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宗派主义错误的干扰影响,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得过重,按上级指示将本县4名干部作为“三老会”嫌疑对象进行审查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其“三老会”问题不存在,应予否定。

会后,按照会议决定,县委通过集体谈话的方式,给4名因“三老会”嫌疑而受审查的干部落实了政策,并恢复或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对被群众大字报点名、单位批判的其他重点审查对象,由县委领导或单位负责人出面,分别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

整党建党与县委的恢复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整党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社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把毛泽东关于“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这段话称作建党纲领。社论发表后,四川开展了对刘少奇“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党内和平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这一所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批判,省革委开始在个别地区进行整党试点。

1969年1月23日至2月1日,省革委召开有各市、地、州革委分管整党工作的负责人和整党试点单位人员参加的整党工作座谈会。会议在省革委负责人、资产阶级野心家刘结挺、张西挺的炮制下,作出了题为《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建党纲领整党》的“会议纪要”(后称黑“纪要”)。“纪要”称,毛泽东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是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时称“建党50字大纲”)。“纪要”提出,整党应达的要求是:革命和生产出现了崭新面貌;形成了一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清除了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吸收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入党。整党的具体步骤是:(1)思想发动,组织准备,建立整党领导班子;(2)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狠批“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气,党员斗私批修;(3)吸收新鲜血液,清除废料,分批恢复党员组织生活,建立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纪要”还把具有“造反精神”作为整党领导班子成员的条件之一,提出县以上单位由党的核心小组负责领导整党工作,核心小组一般由革委会常委、委员中的党员组成,“新鲜血液”要占三分之一;县以下基层单位开展整党,应成立整党领导小组,成员由优秀党员和非党革命造反派组成。“纪要”强调,整党中“要自始至终坚定地以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骨干,要实行党内党外相结合的开门整党”。

1969年2月28日,省革委批转了《整党工作座谈会纪要》。批语指出:《纪要》已经省革委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是全省开展整党工作的具体部署,现印发各地贯彻执行。

1969年3月5日,中共丹棱县革委核心小组报经省革委批准建立后,根据《整党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在唐河公社革命大队进行了整党建党试点工作。同年7月试点结束,全县整党建党随即在农村149个党支部展开。

按照《纪要》要求,全县农村这次整党中,先后组建了整党领导小组140个,共有成员816名,其中党员和预备党员520名,占63.7 %;非党造反派296名,占36.3 %。部分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还由非党造反派担任。在各党支部举办学习班时,参加学习班的非党群众和造反派也占了相当比例,有的竟达60 %以上。由于按《纪要》要求组建的整党领导班子成员不纯,党的领导被削弱,致使全县农村这次整党受派性干扰步入歧途。许多文革初未参加“造反”的党员,在整党学习班上,不仅难过造反派把持下的“斗私批修”关,被整得“灰心、伤心、没信心”,而且被扣上“死气沉沉的党员”、“老保党员”、“刘少奇的党员”等帽子,遭到批判斗争,不予恢复组织生活。

这种由造反派把持整党领导权,在整党中用派性代替党性对党员以派划线的作法,严重背离了中央的整党方针。1970年2月,针对四川等地在整党中出现的偏差,中央及时作出并下发了“四川等地整党虽然开展较早,但条件不成熟,受到资产阶级派性干扰,问题很多,需要重整”的指示,全县农村整党随即中止。

1970年8月上旬,遵照中央的“重整”指示和省、地革委的部署,中共丹棱县革委核心小组召开公社、大队革委和县级机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整党工作会,传达了中央和省、地革委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研讨了全县整党建党工作。

会后,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派出17名宣传队员前往唐河公社进行“重整”试点。整个试点工作从8月16日开始到10月22日结束,历时两个月余。

在经试点后,1971年1月5日,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的安排意见》。《意见》提出,全县整党建党按先农村后城镇、先基层后县级机关分两批进行。整个工作分为思想动员,建立整党领导小组,调查摸底,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吐故纳新”三个阶段。《意见》强调,整党中要以毛泽东的“建党50字大纲”为标准,以新党章为依据,以“六厂二校”(即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六个工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样板;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刘结挺、张西挺的整党黑“纪要”;要突出思想教育,着重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建设好领导班子。

《意见》下达后,在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指导下,全县整党建党工作分期分批相继展开,至1972年8月全面结束。

在历时两年的整党建党中,全县先后参整的党员共3380人,其中除14人“暂挂”外,其余按时恢复了组织生活。后在组织处理阶段,有33人被处理出党,11人受留党察看、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全县共建党支部179个,公社党委12个。培养建党积极分子1982人,发展新党员148名。

这次整党建党,纠正了1969年整党中由造反派掌握领导权,对党员以派划线的错误作法;但由于仍是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把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黑修养”作为对党员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造成了广大党员思想上的混乱。但尽管如此,这次整党建党毕竟使文革开始不久即在“踢开党委闹革命”中被搞瘫痪了的全县基层党组织得以复建,被迫中断组织生活多年的广大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

在全县整党建党基本完成后,根据中共中央[1970]57号文件精神和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关于“一个县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基层党组织经整顿建立支部后,即可召开县的党代表大会成立新党委”的指示,1975年5月12日至15日,中共丹棱县革委核心小组在丹棱礼堂召开了中共丹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213人,其中军队代表13人,工人、贫下中农代表158人,干部代表42人,分别占代表总数的6.1 %、74.2 %和19.7 %。大会听取、审议、通过了焦买三代表中共丹棱县革委核心小组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黄代商为丹棱县出席省第二次党代会的代表。选举王春荣、王贵全、王秀香(女)、芦运、刘华光、沈定国、陈福诗、张如海、张登华、肖云安、苏尧章、苏清泉、何维蓉(女)、何建明、周万年、周增华、赵保昌、段德均、郭慎三、顾后昆、黄代商、曾友才、焦买三、廖国松、魏元高为县委委员,选举王天荣、余福海、陈茂英(女)、陈素均(女)、岳群儒(女)、袁清福为县委候补委员,组成中共丹棱县第四届委员会。5月16日,四届县委举行第一次全委会,会上选举王春荣、王秀香(女)、张如海、苏清泉、郭慎三、曾友才、焦买三为县委常委。常委会分工由焦买三任书记,苏清泉、张如海任副书记。

至此,自1968年6月县革委成立后中断近三年的中共丹棱县委恢复,原代行县委职权的中共丹棱县革委核心小组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自然消失。

遵照中央关于“新的党委成立后不另设重叠的办事机构”的规定,县委恢复后,未单独设立办事机构。县革委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等县革委办事机构也就是县委的办事机构,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75年3月,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县委工作部门复建后,这种党政机构合署办公的体制才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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