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眉山市委市政府   
当前位置: 首页>>党务之窗>>党史(地方志)工作 >>最新动态>>正文
最新动态

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六章)(第一节)

2018-01-11 19:28
党史办  文章来源:

第  六  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克服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社会主义建设经过曲折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较好成绩,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并非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规模浩大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到空前破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横遭冤屈迫害,而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绝境,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尚不足11万人口的小县丹棱,也毫不例外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所席卷,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第一节  “文革”的兴起和党政机关的瘫痪

1966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该文件因于5月16日通过,故又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此文件的条款简称《十六条》)。这两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正式发动和全面展开。次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政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从而导致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一度全面瘫痪和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泛滥,并由此引发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丹棱县也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了空前的内乱之中。

“文革”在丹棱的组织发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16日,会议通过了会前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说,《二月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5月23日,根据中央《通知》精神,中共四川省委向各市、地、州委和县委发出《关于组织学习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展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抓起来。

5月24日,中共丹棱县委接省委《通知》后,赓即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同时研究决定,由县委副书记唐忠民主管全县“文化大革命”,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负责组织文教系统的干部、教职员和高中学生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解放军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以及报刊上批判邓拓、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文章,并对全县教职员队伍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摸底排队。

6月5日,根据地委电话指示,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县委副书记唐忠民传达了地委电话会传达的省委书记廖志高在省级机关和成都市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县委书记郭建杰代表县委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并就在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动员,号召全体干部积极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彻底揭露本地区、本单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6月7日,按照县委6月6日电话会议的部署,全县各区、社都先后召开了吸收中农参加的贫下中农大会,传达了廖志高的讲话精神。会后,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各公社都纷纷集会游行,声讨原北京市委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6月8日至9日,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并进一步研究了全县文化大革命问题。会议决定,全县“文化大革命”由唐忠民、芦运、王贵全等人负责。农村当前主要是利用党、团活动和队日活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识别香花毒草,同时监管好地富反坏分子,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回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机关主要是开小会,学文件,揭议问题,每周不少于12个小时。学校停课两天,丹棱中学校延期放假并以该校为重点展开运动。

会后,按照常委会的决定,县委一方面在机关普遍发动干部职工写大字报;一方面派以周增华为组长、宋文杰为副组长的工作组到丹棱中学校,从而正式拉开了全县“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工作组进驻丹中

丹棱中学校是丹棱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县“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为使该校运动开展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工作组于6月中旬奉命进校后,即在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动员会上宣布了五条规定:(一)应绝对服从工作组的领导;(二)工作组是县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对待县委的态度问题;(三)不得乱提口号,所提口号要经工作组批准;(四)不得把大字报贴到校门外;(五)为避免意外,一律从令按时作息。

按照县委的部署和要求,工作组在校期间,以学校领导和党团骨干为依靠对象,一面组织教师学习中央文件,提高认识,引火烧身,自我检查;一面发动学生全面揭发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同时对揭发出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分类排队,列出重点,组织师生进行批判。到7月中旬,丹棱中学(含张场分校)的56名教职员,绝大多数都检查了自身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其中有9人被列为重点人物,受到批判。


1966年7月中旬,根据地委关于暑假集训中学教师的通知精神,县委决定:抽调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四清”,其余学生放假回家。同时集中全县中学教师和经选举产生的学生代表,由丹中工作组带队前往乐山,在地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集中学习和揭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对前期揭露出的重点人物进行批判。

在地委集训全区中学教师期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里,毛泽东把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的大字报发表后,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要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8月9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公布了《十六条》。此后不久,根据地委指示,县委下令撤销丹中工作组,改派联络员(由原工作组成员担任)。并由联络员主持,在乐山成立了丹棱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校革筹)和全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丹棱县中等学校红卫兵。

8月下旬,中学教师集训一事被视为“不相信群众,把多数学生关在文化大革命门外”,违反了《十六条》规定,受到师生批判。地委因此被迫解散集训,通知全体师生返回学校,就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四 旧”

丹中联络员率赴乐集训师生回县后,按照地、县委的部署和要求,将参加“四清”和放假回家的学生通知回校,一边组织他们学习《十六条》和中央报刊社论,一边在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中发展红卫兵。同时,按《十六条》的规定,由校革筹出面,组织领导师生开展“斗、批、改”和宣传破“四旧”。

9月上旬,丹棱县中等学校红卫兵已由乐山成立之初的20多人迅速发展到250人。9月12日,他们在县城贴出《告全县革命同胞书》,内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根据我们的调查和了解,在农村中和场镇上,在机关里和学校中,流传着一些黄色的反动的旧书刊,如《当家书》、《随身宝》、《女儿经》、《人之初》、《红楼梦》、《三侠五义》、《封神演义》、《西厢记》、《槐荫记》、《白蛇传》等等。还保存着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瓷器,如菩萨、观音、妖娆女人的裸体塑像等。这些古旧的反动书刊、瓷器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长期地毒害人们,打开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门。我们必须以革命的行动,堵住这一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把一切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古旧书刊、瓷器、塑像都拿出来完全彻底地烧毁、砸烂。9月13日,他们又发出《倡议书》,提出:(一)更改一切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街道名称、商店字号、场镇名、地名、桥名,换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二)彻底清理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书籍、报刊、图书。(三)破除迷信,不信神信鬼,不烧香拜佛,不上坟挂山。(四)大破封建礼教,不重男轻女,结婚死人不铺张浪费,不讲旧的排场。(五)破除封建佳节,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等。

在大造破除“四旧”的舆论之后,红卫兵开始冲出校门,杀向社会,他们身穿军装,臂带袖章,高举旗帜,呼喊着“我们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前往机关、工厂、农村、商店和地富反坏分子家中,大肆查抄古旧书籍、瓷器,捣毁寺庙神龛,摘换店铺招牌,致使一夜之间全县不少古籍旧典被焚被毁,文物古迹遭受破坏,商店门市更名换姓。如丹棱新华书店的众多古典书籍被抄置街头焚之一炬,张场公社万年大队白云庙旧址的明代碑碣和唐河公社龙鹄山的宋代孝宗御印碑被砸烂捣毁,位于县城小南街的公私合营“安吉栈”被改名“工农兵旅馆”。与此同时,红卫兵还在城镇、乡村的建筑物墙壁上、门面上,用大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大搞所谓“红海洋”。

在破“四旧”立“四新”狂潮的冲击下,9月16日,县人委被迫发出《关于改街道、各公社的大队名称的通知》,宣布将县城的6条主要街道分别改名为“东风路”、“解放街”、“胜利街”、“红星街”、“勤俭街”、“光明街”;将全县农村104个生产大队的原名取消,分别改为“红旗”、“团结”、“反修”、“反帝”、“友谊”、“勇敢”、“战斗”、“胜利”、“革命”、“红卫”等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继后,许多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迫于形势也纷纷行动起来,自行砸了家中的瓷瓶、瓷坛,打了土改时分的雕花床和其他雕刻家具,取下墙上贴的对联和山水花鸟画,挂上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怕被扣上“封、资、修”的罪名,一些妇女还自动剪去了头上的发髻、长辫,甚至解放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吃斋饭的人,也开斋不再吃素了。

1966年9月下旬,根据上级通知精神,在联络员的主持下,丹棱中学在原校革筹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由联络员主持,在全县各中等学校按比例选出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师生代表107名。10月11日,赴京师生代表在联络员的率领下启程离丹,14日抵达北京。代表们在京共停留16天,先后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到34所大专院校进行了串联,观看了这些学校写的大字报,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批判会,并举行了座谈。10月29日,联络员率师生代表离京,于11月初返回丹棱。

在赴京代表离丹后的10月17日,丹棱中学的部分学生来到县委,要求县委书记郭建杰为他们开具外出串联证明。郭建杰对他们说:“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劝其“把黑帮斗倒了再出去”,并叫联络员做好这些学生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复课闹革命。

10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红卫兵长征队”步行到京的消息,并为此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丹棱中学的5名学生见报后,又联名写信给郭建杰,再次要求外出串联。在县委领导接到联名信尚未给予明确答复前,这几名学生于10月25日凌晨坐上汽车悄然离校。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县委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追赶,并要求学校“白黑不离人,严守校门”,“从11月1日起马上行课”。

但被外面轰轰烈烈的大串联撩拨得心痒难耐的学生,此时已心不在焉,无意上课。继5名学生擅自外出不久,又有一些学生在晚上利用夜幕掩护翻墙离校。接着,第三批、第四批学生又相继偷跑外出。到11月初赴京师生代表返回县里时,全县自行外出串联的中学生已达370多人。

见已无法控制学生自行外出的局面,县委只好为学生开了串联证明。回县后的赴京学生代表见学校已是人去楼空,也汇入大串联的洪流,怀揣证明再次踏上了外出串联的路途。

群众组织的建立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全县中学生外出串联期间,原丹棱县中等学校红卫兵和赴京代表中的部分学生,于1966年11月在成都、重庆先后自发成立了“风雷”、“一二·九”、“挺进”等组织。月底,这些组织的学生返回学校。12月18日,原毕业于丹棱中学的付伯华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革命接班人长征队”来到丹棱,在县城刷出“杀回母校闹革命”的巨幅标语。同月,丹棱中学外出串联的其他学生也陆续返回学校,并纷纷发表宣言,相继成立了“红旗”、“红卫兵造反兵团”、“中南海警卫部队”、“鲁迅文艺战斗队”、“红梅”、“延安游击队”等组织。与此同时和此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社队也纷纷成立了“狂飚”、“先锋”、“春雷”、“核爆炸”、“警卫军”、“硬骨头”、“工人尖兵”、“红讯兵”、“破私立公”、“红刺刀”、“红流”等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

这些组织成立后,即四处书写标语,印发传单,张贴大字报,举行集会、演讲,提出“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万炮齐轰县委会,烈火猛烧郭建杰”,“丹棱必须大乱,越乱越好”等口号,在全县城乡迅速掀起了一股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狂潮,矛头直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当权派。

在震天价响不绝于耳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声中,全县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被打乱,各级党政机关屡受冲击难以运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判揪斗。全县局势骤然恶化,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群众组织的分化与派性斗争

1966年12月24日,丹中“红旗”与“风雷”、“一二·九”等学生组织共同主持召开揭发批判原丹中工作组副组长宋文杰的大会。会上,“红旗”认为宋文杰在接受批判中“态度顽固”,不但拒不承认在工作组期间所犯错误,“反而进行反扑”,于是宣布剥夺宋文杰的发言权。对此,“一二·九”等组织则表示了他们的不同看法,指出“红旗”方面派出的大会主持人对宋文杰态度粗暴,“不让人家讲话”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便拉起队伍,声明退出会场。“红旗”认为“一二·九”负责人李祖泉是丹棱中学文革成员,工作组的红人,官办红卫兵的头头,在会上指责他们“态度粗暴”是故意找岔子,扰乱秩序破坏大会以保宋。因之,会后“红旗”便称“一二·九”为“保皇派”。

1967年1月6日,原丹中工作组成员在丹棱礼堂主持召开批判县委副书记唐忠民的大会。会上,以付伯华为首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革命接班人长征队”带头造了大会的反。并在造反后对“红旗”等组织说:“风雷”、“一二·九”、“挺进”、“红梅”成立后,没有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也是最后起来,是“保皇”组织,不能让其成为造反派组织成员。

当晚,付伯华又召集“红旗”、“硬骨头”、“工人纠察队”、“工人捍卫队”、“工人尖兵”、“破私立公”等20多个造反派组织成员开会。付在会上说,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全县造反派需要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革命大联合组织——“毛泽东思想联合革命造反总团”(后简称“总团”)。并要到会的群众组织各自推选一名负责人,参加明日举行的“总团”成立会议。

次日中午,付伯华和“红旗”的杨光良在丹中主持召开了有城区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宣布,由“红旗”、“硬骨头”、“工人尖兵”等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毛泽东思想联合革命造反总团”正式成立,团部设在县工商联。

“总团”成立后,下设了政治部、宣传部、联络部。并迫使县委书记郭建杰表态同意,以财政经费购买了一套价值4000多元的广播器材,供己使用。

其后不久,被视为“保守派”的“风雷”、“一二·九”、“挺进”等组织也合并组建为“丹中红卫兵野战军指挥部”(简称“野指挥”),从而与以“红旗”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联合革命造反总团”形成丹棱地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两派群众组织在“革”与“保”的问题上长期论战,争执不休,并彼此攻讦,互打派仗,终于引发了次年初震惊全县的“1·18”事件。

“1·18”事件

1967年1月6日晚,县人民银行群众组织“银鹰”的发起人就报名参加该组织召开全行人员会议。该行职员林惠英、毛子华、岳源元未报名加入“银鹰”,而与县财税局打字员张敏珍酝酿成立了“海燕”。

1月7日,“银鹰”贴出大字报,上称林惠英是机关“保皇兵”的分队长、银行办公室负责人,运动初期整了群众的“黑材料”,因“保皇”有功入了党,在批判银行“走资派”廖新禄时喊“革命有功”的口号,是“铁杆保皇狗”。

1月17日,“银鹰”又在县财税局大门外贴出一张名曰“打保皇狗张敏珍”的大字报,并于当晚与财税局的“红流”、商业局的“红刺刀”密谋,决定以他们三个组织为主,另再联络丹棱中学和县城的其他造反派组织,于次日上午9时到银行砸保皇组织“海燕”。

1月18日早饭后,“红旗”、“银鹰”、“红流”、“红刺刀”、“硬骨头”等群众组织陆续将队伍集结到银行大门外。10时左右,“银鹰”勤务员向前来砸“海燕”的造反派组织宣称:“今天,我们造盘踞在银行里的铁杆保皇组织‘海燕’的反。现在就叫他们交出旗帜、袖章好不好!”众人齐声高呼:“好!”然后便前呼后拥冲进银行,直奔“海燕”队部,砸了门锁,抢走“海燕”队旗和毛主席的画像,并要“海燕”成员到街上辩论。“海燕”成员岳源元说:“我们都是一般业务干部,白天要促生产,晚上再行辩论。”但遭到了对方的严辞拒绝。

于是,在造反派的推拉掀拥下,“海燕”成员林惠英、毛子华、岳源元、张敏珍等,先后被抓到了十字街口。“红旗”、“硬骨头”的人将他们推上桌子,边用脚踢边喊“立正”,并强行往其头上戴高帽子,在背上贴“保皇狗”的纸条,令其弯腰低头向毛主席请罪。

“海燕”成员据理抗争,坚执不从。在相互拉扯中,林惠英将强行给她戴高帽子的人挤落下桌。这时造反派便高呼“海燕”打人,“硬骨头”的人随即拿出一根麻绳,将林惠英的双手扭至背后捆绑起来。接着,“红刺刀”的人又提来沥青,给林惠英等“海燕”成员打上花脸,在其背上胡乱涂抹乌龟图形。

对此,“银鹰”的部分成员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绑人是武斗,违反了《十六条》,要求给林惠英解开绳子,但未被“红旗”和“硬骨头”的人采纳。有人上桌为林松梆,也遭到呵斥并被赶走。

闻讯十字街口发生了公然违反《十六条》规定随意捆人的武斗事件,县委机关干部蒋光祖、谌焕兴,县印刷厂女工付志均、方庆华相继前往县公安局反映情况,要求局领导上街出面制止武斗,调查事件,抓出凶手。丹中“野战军指挥部”、“红梅”、县委“狂飚”、人委“永向东”、邮电局“红讯兵”、电厂“32111”等组织也纷纷来到事发现场宣传《十六条》,对“红旗”、“硬骨头”等造反组织的武斗行为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公安机关抓出凶手以捍卫《十六条》。并就“革”与“保”的问题与对方展开了激烈辩论,以至闻讯前来围观的群众和参与辩论的组织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整个十字街口,霎时人山人海,被堵得水泄不通。

在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中,由于理屈,“红旗”、“硬骨头”一方渐处劣势,并被对方分而围之指挥失灵。为了摆脱困境,“红旗”一面派人向洪雅中学的造反派通电求援,一面派人去找已被打成“丹棱县头号走资派”的县委书记郭建杰。与“红旗”观点相同的县公检法机关群众组织“警卫军”负责人罗英才、刘光裕,见势不妙也急忙拿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当众宣读,并建议双方暂停辩论,分别派代表到银行就当天发生的事件进行开会调查。与此同时,“硬骨头”等组织的负责人也聚集到县被服厂楼上召开碰头会,决定将“硬骨头”、“工人尖兵”等组织合并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乐山分团丹棱纵队”(简称“成工团乐山分团丹棱纵队”),并研究了搬兵问题,电告成工团乐山分团派兵救援。

中午12时左右,银行调查会由罗英才主持召开。罗在会上宣布:现在开一个各革命组织代表调查会,主要是调查了解今天十字街口发生的情况,不代表革命组织而进场的人请出去,“海燕”的人不参加。宣布完后,即叫“银鹰”、“红刺刀”、“红流”的代表分别介绍情况。

就在代表们开始介绍情况时,蒋光祖等人来到会场,向在座人员散发了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第六条规定,并要求“抓出凶手”。

对将光祖等人未经许可擅自入场,罗英才甚为恼火,厉声喝问:“你们是哪个组织的,叫什么名字?”蒋答:“我叫蒋光祖,是以一个革命群众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罗英才说:“没有组织,没戴袖章,未经过我的允许就请出去,不许随便冲击捣乱会场!”蒋光祖说:“今天的调查会,为何不许‘海燕’的人参加?我们要求‘海燕’成员参加,让双方摆出理由才叫调查,怎能只听一面之辞!”罗英才说:“今天的会议是由公安局出面主持,怎样调查,何人参加,这完全由我们安排,你又怎么知道我们不调查其他人呢?”

听罗英才如是说后,蒋光祖转身出去将“海燕”成员岳源元叫入会场。罗英才见后质问蒋光祖:“未经我的允许,随便叫人进来捣乱会场,这是谁给你的权力?”接着又大声嚷道:“不许随便破坏调查会,不许搞幕后指挥,操纵会议!”岳源元说:“我们是当事人,有权参加调查会。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

在座的群众组织代表见双方争执不下会议无法进行,便提出到礼堂召开辩论会以查明事实追出凶手。罗英才见由他主持的调查会已难以为继了,便顺水推舟说:今天“银鹰”砸“海燕”是革命行动。后来发生擦花脸是因“海燕”的人态度不好,系斗争的枝节问题,按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第三条规定,应由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出面解决。说完便宣布会议到此结束,撒手走了。

银行调查会散后,各群众组织纷纷前往丹棱礼堂参加辩论会。“总团”和“野战军指挥部”的人到场后分别坐于台下两侧,然后各派3名代表上台,主持当天事件发生时双方当事人和知情者相互间的辩论。

辩论会进行了不一会儿,洪雅中学造反派组织“9·16”派出的援兵乘车抵达丹棱。“总团”负责人闻讯,立即将其队伍带离礼堂回到“总团”驻地工商联。“野战军指挥部”及“32111”等组织仍留在礼堂继续开会,由当事人和知情者揭露当天事发真相。

在工商联内,听了“总团”负责人杨光良等人的情况介绍后,洪雅援兵遂即前往丹棱礼堂。他们手持竹杆,进入礼堂后爬上主席台,撕了会议主持人李祖泉的袖章。然后返回工商联,与“总团”人员一道,吹响口哨和冲锋号,进入丹棱中学,砸了“野战军指挥部”,抢走电话机、自行车和宣传用品。继之,又兵分数路冲进县委、县人委、邮电局、印刷厂、电厂等机关企事业单位,砸了“永向东”、“红讯兵”、“32111”等10多个与“野战军指挥部”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

下午,洪雅援兵撤离丹棱,将农机站工人沈少春,印刷厂女工方庆华、付志均、黄树芬强行押至洪雅(途中放回付、黄二人),迫其承认是“保皇狗”,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对其进行游街批斗。

洪雅援兵撤回不久,“总团”又打去告急电话,声称丹棱发生了保皇兵反扑,请求再次派兵增援。

洪雅造反派接电后,立即派出三车援兵赶至丹棱。

当晚11时左右,经过密谋策划,“总团”成员组织汇同洪雅援兵在县城展开了大肆揪斗“走资派”和捉拿“保皇狗”的行动。他们兵分数路,冲入丹棱中学、邮电局、印刷厂、电厂、商业局、粮食局、县委等机关单位,先后将“野战军指挥部”的李东方、尹志容、杨益、县委书记郭建杰、副书记唐忠民、县长胡泰泓、组织部长傅尤泉以及左泽民、谭朗清、朱崇喜、蒋光祖、邱国民、林惠英、许建章、周顺德、华经理、帅秀章等人抓到十字街口和工商联,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擦上花脸,令其弯腰90度,进行轮番批斗,直至天明。

在当晚工商联的批斗会上,县公检法机关“警卫军”负责人罗英才、刘光裕,还以“带人冲击公安机关”、“破坏银行调查会”、“挑动干部工人围攻学生”为由,给蒋光祖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并强行要求蒋所在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通过开除蒋光祖的党籍,勒令县委领导表态同意。之后,罗英才、刘光裕等人又利用手中掌握的专政大权,公开宣布对蒋进行刑事拘留,致使蒋光祖被非法关押长达100多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18”事件后,全县迅速掀起了“打保皇狗”之风,任意抓人抄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罚跪打人等违反宪法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武斗和变相武斗时有发生,屡见不鲜。不少干部群众在“打保皇狗”中为免遭迫害而离家出走,四处躲藏,致使部分工厂停工停产,高桥农民兴师进城问罪,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县委、县人委在夺权中瘫痪

1967年1月下旬,受上海造反派篡夺全市党政大权而刮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全县造反派掀起了夺权狂潮。

1月25日,县公检法机关“警卫军”纠集县城造反派组织到丹棱礼堂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夺权大会。会上,“警卫军”将县公检法三家领导揪上主席台,令其弯腰90度进行批斗,并叫他们拱手交出单位印章、吊牌,宣布他们“从此靠边站”,从而一举篡夺了县公检法机关大权。丹中“红旗”也在会上趁机夺了县人民广播站的权,将“丹棱县人民广播站”改称“丹棱县造反派广播站”。会后,全县从城镇到农村的各造反派组织纷纷效法“警卫军”,先后夺取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党政大权。

1月30日,“毛泽东思想联合革命造反总团”,县委“春雷”、“狂飚”,县人委“核爆炸”采取联合行动造了县委的反。他们于是日下午冲进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县委书记郭建杰、副书记唐忠民、县长胡泰泓及县委财贸政治部、农林政治部、县公安局负责人揪出家门集中在一起,向他们宣布了所谓的“一号通令”,勒令他们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随叫随到,未经许可,不准乱走。并将其家属强行赶出宿舍,进行抄家封门。事后,又把从这些领导干部家中抄去的衣物、生活用品、私人信件甚至锄头、蓑衣、斗笠等劳动工具作为他们的“罪证”,在县委机关举行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证展览”,整日对外开放,供人参观。

从此,县委、县人委领导成为专政对象,失去人身自由,无论白天黑夜,随时遭到批判揪斗。继之,县城造反派又多次密谋夺取全县党政大权。后因其内部对夺权后如何分权意见不一,加之县人武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其夺权阴谋才未得逞。但在造反派掀起的夺权狂潮中,县委、县人委和各级党政机关已被搞瘫痪。全县陷入无政府状态,形势日趋恶化。

上一条: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六章)(第二节) 下一条: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五章)(第六节)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