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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五章)(第五节)

2017-12-28 14:54
党史办  文章来源:

第五节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在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帐目不清等现象,党中央决定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试点训练干部,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

丹棱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4月正式开始,到1965年10月全面结束,历时两年半。其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3年4月至1964年10月,开展城镇“五反”和农村“小四清”。

1963年4月6日至15日,根据地委指示,中共丹棱县委召开有县级机关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区、社主要领导和中学党员校长共112人参加的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进行讨论。经过学习讨论,会议认为,要不要开展“五反”,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这次‘五反’是又一次大规模打击和粉碎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斗争中“不仅要打击社会上的”,“而更重要的是消灭内部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会议号召与会人员“主动下楼洗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搞好运动”。会上,县委书记薛恩德代表县委作了检查发言后,与会干部就自身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普遍进行了自我检查,并对个别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和犯有生活特殊化错误的干部展开了揭发批判。会议期间,县委还就在全县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作出部署;并报经地委批准,正式成立了由薛恩德、王忠、李振兴、张安龙、苏清泉、周增华、郭慎三等7人组成的丹棱县“五反”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县运动。

会后,全县“五反”便分期分批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迅速展开。首批开展运动的有县级机关、企事业42个单位,从当年4月开始,到次年4月结束;第二批有唐河、城厢、石桥、顺龙、中隆、仁美、何场、杨场、高桥9个公社场镇的71个基层财贸单位,分两期先后从当年11月初和次年1月底随农村“四清”一并进行,分别于次年2月和4月结束;第三批有城区和张场区所属企事业48个单位,仍分两期进行,从1964年4月底开始,到次年春结束。

按照县委部署,各单位“五反”运动的开展,均以阶级教育为纲,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分四步进行:(1)先领导后干部,层层“下楼洗澡”,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着重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2)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号召公物还家,划清是非界限,使有问题的人通过擦嘴洗手,绝大多数放下包袱,形成强大的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队伍。(3)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4)进行组织处理和整改建设。

在全县城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五反”期间,丹棱县部分农村还进行了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简称“小四清”) 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省、地委的指示,1963年6月至10月中旬,县委抽调干部36人组成农村社教工作组,前往唐河协同公社党总支开展以“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教运动试点工作。继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和唐河公社试点经验,县委于10月16日发出《关于农村进一步开展以阶级教育、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安排意见》。《意见》援引省委指示称:这次社教,“是发动、组织和依靠贫下中农,开展‘四清’斗争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运动”;“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对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地富反坏敌对分子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是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运动”。《意见》要求运动中以阶级教育、阶级斗争为纲,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组织和依靠贫下中农,团结95 %以上的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四清”和对敌斗争。《意见》还对运动作出分三步走的安排:(1)先党内后党外,由上而下,逐级召开干部会议,在反复进行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揭盖子、查上当、找根源、放包袱”,帮助干部层层“洗澡下楼”。(2)进行“三史”(社史、村史、家史)教育,组织贫下中农,开展“四清”和对敌斗争。(3)开展生产经营管理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解决“四大自由”、乱砍滥伐和投机倒把等问题,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建立健全各种组织和工作制度。

《意见》下发后,全县农村社教运动随即分两批在8个公社相继展开。首批有城厢、石桥、顺龙、中隆,第二批为何场、杨场、仁美、高桥。为使运动深入开展,县委抽调县、区、社和生产大队干部共252人,组成县委社教工作团,经集中培训后分编为四个工作组,具体负责各公社运动的组织领导。按照县委部署和要求,工作组于11月上旬和次年1月中旬先后分赴开展运动的8个公社,以“揭盖子、查上当、找根源、放包袱”为指导思想,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分多占、侵占集体土地和“单干”作为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重点问题,组织干部洗澡下楼,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到1964年1月和4月,8个公社的社教运动分别历时3月而结束。1964年6月,根据省委指示,县委又抽调109人组成社教复查工作队(后称工作团),前往高桥公社复查,同时围绕复查进行整党和整顿干部队伍。整个工作于1964年10月结束。据载:高桥公社复查时,在对敌斗争中,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普遍进行了评查,对部分四类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令其退赔了盗窃、投机倒把等所得的非法经济收入,其中8人被判处管制。通过评审阶级成分,地主、富农户占该公社总户数的比例由原来的5.8 %上升到7.4 %。在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中,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小型座谈”等,揭发出该公社90 %的生产队以上干部有粮食、现金、工分、林木、土地等“四不清”问题,并令其作了退赔。在整党和整顿干部队伍中,受警告、严重警告、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占该公社党员总数的11.1%;受撤职、清洗等行政处分的干部,占该公社干部总数的2.57 %;被调职和落选的干部,占15.6 %;被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生产队,占该公社生产队总数的22.5 %。

第二阶段:1965年6月至1965年10月,开展城乡“大四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和省、地委的安排部署,1965年6月,丹棱县城镇和农村又全面展开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大四清”)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个运动至1965年10月底结束,历时4个月左右。

丹棱县是地委在峨眉试点后全区首批开展“大四清”运动的县之一。其“大四清”,自始至终是在地委“四清”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和地委派出的四川省丹棱社教工作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丹棱社教工作团由1348人组成,除少数系本县干部外,其余为省、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外县干部,以及大专院校师生。经省委批准,丹棱社教工作团领导成员有薛恩德、张有宗、王开俊、苏清泉、郭建杰、于洪华、龚连文、张伟民、朱巨清。团长薛恩德,副团长张有宗、王开俊、苏清泉。工作团下设城区、城厢、张场3个分团。城区分团辖机关、财贸、工交、文卫、居民和张场场镇6个工作队。城厢分团辖城厢、何场、中隆、顺龙、石桥、唐河、杨场7个工作队。张场分团辖张场、仁美、高桥、仁兴、王场5个工作队。各工作队按开展运动的单位数,又相应下设若干工作组。工作团、分团、工作队、工作组分别取代县、区、公社、生产大队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政组织,直接领导运动和工作、生产。

遵照地委要求,1965年6月15日,丹棱社教工作团到丹后,于6月16日至18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队员会议。会议指出,这次社教要自始至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方面集中力量解决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一方面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拒不交待问题坚持错误的三、四类干部。会议宣布,整个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一、对各级干部进行“四清”,在清经济的同时,揭发阶级敌人以“和平演变”方式收买干部、破坏集体经济的罪行,进行对敌斗争。二、开展两条道路斗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单干”,解决“四大自由”,落实社员“三定”,进行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建立健全领导核心和工作制度。

会后,工作队分别于6月19日和24日到达各公社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展开运动。运动中,各工作队采用自上而下层层召开会议的办法,组织干部“洗澡下楼”,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以背靠背、面对面的方式,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批斗三、四类干部,对其划线定质。同时,在社员中广泛开展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大辩论,揭批、纠正包工包产等“单干”倾向。为解决县委领导核心问题,运动期间,社教工作团还先后五次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和有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县委扩大会,由各位常委分别在会上检查工作中的问题,听取并接受与会人员的批评。9月19日至25日,工作团党委又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对县委领导作风和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旗帜不鲜明”,“同情、支持”和“助长单干活动”的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入揭发批判。

丹棱县在开展“五反”、“小四清”和“大四清”为主要内容历时长达两年半的社教运动中,先后参加的单位共174个,城镇机关企事业干部职工2325人,农村社员6万余人。据统计,“五反”中,全县揭露出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1402件;多吃多占、挪用公款的干部职工181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干部职工56人,累计金额36630.51元。“小四清”中,首批开展运动的4个公社,被揭发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分多占、私宰生猪、雇工放债、乱伐林木和侵占集体土地等问题的党员、干部,分别占其总数的86 %和90.5 %。“大四清”中,查出工作队进村时,仍在进行“单干”的生产队349个;被划为三、四类的干部514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20人;公社以下基层干部落选841人,占同级干部的19.2 %。整个社教运动中,全县计有283名党员、291名干部因“阶级界限不清”、“单干”、封建迷信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分别受到各种党纪、政纪和刑事处分。同时,对新老贫下中农重新作了审定,并建立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贫下中农协会组织。

在这次社教运动中,尽管整个运动贯穿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但对转变干部作风和解决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1955年下半年起,由于农业合作化的过急要求,以及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后来出现的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这些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当时丹棱县农村有不少生产队长期帐目不清、财物不清、管理混乱。对此,社教中作了认真彻底的清理,规定要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和财务民主,制订了长期公布帐目、工分等财务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漏洞,巩固了集体经济。在干部作风方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瞎指挥等不正之风在丹棱县部分干部身上也的确存在。对此,社教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顿,并制订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在县级领导中普遍推行“二五制”工作方法,规定干部“十不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领导作风,改善了干群关系。此外,全县在社教中,发动组织群众,对少数干部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采取收入不上帐、卖多报少、伪造单据、混乱帐目、重支冒领的手段贪污,以及倒卖盗卖国家一、二类物资和集体财产等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揭发斗争,给予严肃处理,这对维护社会秩序、挽回国家和集体经济损失也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丹棱社教运动由于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左”的错误是其主要方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过分夸大敌情,打击伤害了基层干部。1964年10月,县委在相继召开的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丹棱县“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复杂的”,全县已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由于县委和工作团党委对全县阶级斗争的这种错误估计,因而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产生严重的不信任,以致运动中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广大基层干部,特别是“大四清”中,更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使不少党员和基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置,使他们长期蒙受委屈,直到1982年甄别复查后才得以纠正。二是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视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丹棱县社教运动中,把思想认识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把生产经营管理问题,误作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视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大加批判,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把一些干部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把批评建立公有制过急过快的意见,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把群众创造的“五随到田”、“投肥保产,以产计酬”、“田地下户,定产包交,超产自得,减产照赔”等恢复农村经济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说成是“改变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予以清算、纠正;把肯定生产责任制的干部和领导,说成是“支持”和“助长单干”,令其检查,大张挞伐。结果,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和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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