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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五章)(第三节)

2017-12-13 09:28
党史办  文章来源:

第三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与随后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此后,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在理论上基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高举“三面红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其间,党在经济建设和所有制问题上犯下过“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左”的错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失误。

“大跃进”的产生及其后果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后,1957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一些工厂、农村出现了生产速度加快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的速度来进行建设。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1957年11月,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自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根据中央,省、地委的通知精神,中共丹棱县委于1957年12月28日,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号召全党动员起来,领导全县农民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争取1958年生产大跃进而努力奋斗。这是丹棱“大跃进”的先声。1958年4月10日至12日,召开丹棱县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今后工农业生产、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等方面的跃进指标。号召全县人民全力以赴,努力实现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力争粮食总产量达到5104万公斤,比1957年增长19%。从此拉开了丹棱县“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6月11日,县委制定了《丹棱县关于1958年—1962年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规划(草案)》(即“二五规划”)。《规划》的内容是: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争五年内实现全县粮食亩产800斤。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五年内全县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三、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各部门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交通运输工作:三年内实现县乡道路网,平坝丘陵车子化,并逐步改部分架车道为汽车道。积极发展电话网和四通八达的邮政网,在现在乡乡通电话、乡乡通邮路基础上,三年内边远地区和重点社通电话,五年内根据需要大部分社通电话。(二)商业财政工作:在1958年内即形成全县商业网,有站、有点、有流动组,上山下乡,送货上门,简化手续,积极推销新产品,便利群众,落脚生产,保证完成购、销、调、存等国家指标。(三)文教科学研究工作:(1)普及文化方面:一年普及小学教育,二年普及初中教育,二至三年扫除文盲,县有高中班,乡乡有初中;在青壮年群众中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将现有青壮年文盲30268人,三年内扫除95 %以上。社社有业余小学,普及小学。(2)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五年内通过农业技术训练班、农业中学、农业院校学习培养科学技术人员1275人(中级75人,初级1200人),包括农技、水利、畜牧、林业、兽防、病虫等各种农业技术人员。1958年成立县科学研究室,1959年乡乡有科学研究组,争取各种技术努力赶上工农业发展的需要。(3)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 1958年乡乡有广播,全县喇叭增至500只以上。三年内乡乡有文化站,两年内社社有俱乐部,明年设一个电影放映队。社社有报纸,选择好读报员,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四)卫生工作:开展以清除七害和防治严重威胁人民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苦战两年基本消灭七害,三年扫尾。对危害人民严重的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病、流感等主要疾病,两年全部消灭,并对其他疾病严加控制。6月12日至17日,中共丹棱县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二五规划”。大会要求全县当年粮食增产25—30 %,文教、卫生、工交、财贸和共青团、妇联等部门都来个“跃进再跃进”。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1958年7月,为实现县委制定的“二五规划”,全县在农业方面也掀起了一股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这个时期,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公开批判“条件有限论”、“增产定局论”,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活动,“看哪个的‘卫星’重!”等。为了贯彻省、地委关于争取今年实现粮食亩产800斤的指示,1958年7月26日,县委召开有社长和青年种植小组长参加的农业生产跃进大会。县委书记葛金台代表县委作了《为实现今年粮食亩产800斤,力争千斤县而奋斗!》的报告,号召全县社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党动员,立即行动,再添措施,想尽一切办法,抓好五大措施,为实现千斤县而奋斗!张家乡第十高级社听了报告后,向县委写出决心书,决定再鼓干劲,轰轰烈烈,再突再击,快马加鞭,乘风破浪,确保亩产双千斤,并力争实现粮食亩产5000斤。该社提出的高产措施是:晚稻深耕八寸,重施底肥,每亩施人畜粪50担,堆肥10万斤;高度密植,一般为2×3的条栽密植。会后,全县在水稻栽插上推行过密的“蚂蚁出洞”、“双龙入海” (蚂蚁出洞,形容栽秧窝距密,象蚂蚁出洞时一只接一只地行走;双龙入海,形容栽秧行距密,双龙指两路秧行,直端端的一眼瞄不过,称之入海);在小麦播种上推行条播,每亩用种量必须达到30—40公斤。由于全县农业社以张家乡第十高级社为榜样,也大搞浮夸风,生产上搞瞎指挥,水稻栽插高度密植,有的将几块田的水稻移到一块田里,因无法透风而沤烂,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导致全县1958年亩产276斤,离亩产800斤的指标还差524斤。1959年、1960年、1961年继续沿着“大跃进”、瞎指挥道路前进,结果造成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59年比1958年减产862.9万公斤,1960年比1959年减产1346.5万公斤,1961年比1960年减产161万公斤。由于这种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给生产、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粮、油、生猪产量连续三年急剧下降,加上高指标、浮夸风带来的高征购(仅1959年就征购粮2037.5万公斤,比1958年多征购273万公斤),给人民生活带来极端的困难。全县农村人平口粮(原粮)1959年仅76.39公斤,1960下降为54.81公斤,油、肉基本没有。城镇人口粮食定量由每人每月15公斤降为13公斤,油、肉50—100克。城乡棉布配给每年每人1米。由此,城乡人民普遍发生浮肿病,丹棱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多,造成全县人口连续三年下降:1959年比1958年减少0.49万人,1960年比1959年减少0.73万人,1961年比1960年减少0.43万人。

全国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在这种浪潮中,1958年8月,中共乐山地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电话会议,贯彻省委《关于加强钢铁生产的通知》,要求全区以钢铁为中心,立即开始建炉炼钢,掀起各行各业“全民大办”钢铁热潮,并指定丹棱立即组织15000人的劳动大军奔赴洪雅等地参加炼钢会战。1958年9月4日,中共丹棱县委动员4000名民工,支援洪雅红旗铁工厂和复兴铜厂。9月18日,县委又动员5000名民工支援钢铁生产,加上为钢铁元帅鸣锣开道的3500名筑路战士,全县共出动12500人,占整个劳动力的30 %左右。地方国营丹棱被服厂职工为了表达他们支援钢铁生产的心意,暂停对外服装加工,专门为民工们赶制衣服。县医疗部门还派出了三个医生随队出发巡回医疗。9月下旬,县委发出《关于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的通知》,要求全县要建几十座高炉,从各单位抽人组成找矿、砍树烧炭、兴建炼钢炉三路大军。所有机关、企事业、学校、农业社的车辆必须服从统一调动,不得延误或拒绝。县地方国营铁木制造厂全体职工,昼夜为钢铁而战斗,五天内赶制出50部鼓风机。从此,“大跃进”运动在丹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个时期,各行各业都以钢为中心,一切都为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而奔忙,连七八岁的小学生都参加拣矿石、运矿石和石灰石等活动。9月23日,县委连夜召开各乡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贯彻地委指示,紧急动员1700多名乡社干部立即进入生产棡炭的战斗。要求在原来全县78个窑子的基础上,扩建窑1127个,并于第二天建成投产200个。会上,张场乡干部干劲更大,表示要把原计划建26个窑子增加到550个,并保证在9月25日出窑7万斤,27日全部窑子投产。当时,全县出动3000多人昼夜投入生产棡炭的战斗。自接到地委关于支援钢铁生产的指示后,县委书记葛金台亲自挂帅,立即召开会议,动员群众出售棡炭。经过12天的紧急战斗,全县完成棡炭135吨。这批支援钢铁生产的棡炭陆续运达五通桥市铁厂。县委动员机关、学校、工商界1000多人,用肩挑背背等方法,到远离县城四五十里的顺龙乡把棡炭运到城里,经过三天时间,共运回棡炭81148斤。丹棱县城厢小学校学生开展拣铁矿活动,全校十多个班的小学生一天之内就拣铁矿石1000斤左右。在小学生的带动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把拣矿石作为课余活动。丹棱中学在9月28日晚上,炼出生铁18斤。截止是年12月底,由于全县挖矿石、拣石灰石、砍树烧棡炭、运输棡炭等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以及抽调青壮劳动力去洪雅钢铁厂,不仅造成生产队劳力缺乏,秋收时大量粮食收不回来烂在田地里,而且使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全县青棡树、松树、硬杂木树几乎被砍光。在大炼钢铁中,高桥公社大搞土法炼钢炼铁。先是炼钢,在街上建起煨钢炉8个。发动居民、机关、学校100多人,把各家各户的废旧铁、破锅、烂铲、锄头、镰刀等各种铁器收集起来烧炼,花去木材、煤炭10多吨。结果炼出来的不是钢,而是废铁一堆,后被迫停产。后又炼铁,1958年8月29日,公社抽调662人组成一支炼铁队伍,由公社党委副书记余福海带队,先在仁美公社所辖吴峰包山上炼铁,炼了一月炼不出铁来,又撤回桂香阁后面建炼铁厂。铁厂实行军事化制度,以厂为营,下设六个连,即运输连、风箱连、矿石连、柴炭连、棡炭连、石灰石连。连以下设排、班。全厂共建大小铁炉七座,大炉高7米,直径5米;小炉高3.5米,直径2.7米。矿石取于丛林山、谌边、晒金山一带,有的取于二十多华里的洪雅县桐子岗。石炭石采于蜂桶岩。煤,取于夹江县华头煤矿的油煤。棡炭由棡炭连砍附近的树烧制的。炼铁厂生产不到四个月,就砍掉大丛树、大柏树、大青棡树3000多株,烧煤10多吨,结果炼出来的不是铁,而是13700斤釉子。由于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铁厂终于在1958年12月17日停办。由于工业上“以钢为纲”,其他一切给钢铁工业让路,结果全县工业总产值减少,1960年比1959年减少61万元。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哄而起

在全国“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丹棱县农村在1958年8月下旬至9月底期间,也掀起了一场人民公社化运动,仅短短一个来月时间全县农村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于生产发展上的瞎指挥、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各级领导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并为大社的意见》,要求各地试办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的思想。不少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出后,中共乐山地委立即发出《关于加速建立人民公社化工作的指示》。1958年8月18日中共丹棱县委常委会议遵照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地委“一个乡办一个大社”的指示,也决定将当时全县农村尚未巩固的196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78个大社,“25日前搭起架子”;“公社组织,县上要帮助具体规划”。丹棱县委常委会后,“并大社”工作还未在全县农村铺开,为赶全国、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日趋加快的浪头,县委即派书记葛金石亲临城厢乡帮助指导建立公社。该乡随即成立了由乡党委委员、小社社长、党支部书记等13人组成的“建立公社筹备委员会”,研究并社规划和筹建公社的具体事宜。筹委会下设由5人组成的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全乡农村随即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政治运动的办法,经过短短几天简单粗糙的筹建工作,便将该乡14个高级农业社、2864户农户、13560口人,合并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结合的东风人民公社,并拟定了《丹棱县东风人民公社试行章程(初步草案)》。《章程》称,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社会基层组织”,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兼任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乡人民委员会同为公社管理委员会,乡长、副乡长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亦即乡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并于8月27日召开公社成立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东风人民公社,即丹棱县的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

丹棱县刚刚建立东风人民公社尚未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及讨论通过《公社试行章程》,公社党政机构还未启动运转之际,全国、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步子便骤然加快。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9月11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决定》。《决定》认为:中共中央的决议“完全适合我省农村形势发展的需要”,“9月份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人民公社化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要求“9月中旬至月底,掀起广大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至月底全部建成”,“10月1日,全省各个人民公社都举行盛大的庆祝国庆和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中央决议和省委决定下达后,丹棱县农村同全国、全省农村一样,迅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9月21日,中共丹棱县委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过程中几个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县委规划将丹棱县10乡1镇与洪雅县新庙乡共11乡1镇建立为5个人民公社,即由刚建不久的东风人民公社和石桥、中隆2乡合建城厢人民公社(正式成立时含城关镇);张家、高桥、仁兴3乡合建张场人民公社;杨家、何家2乡合建杨何人民公社;仁美、新庙2乡合建仁美(初拟称仁新)人民公社;顺龙1乡建立顺龙人民公社。并说,由数乡合建的人民公社,可按原乡设分社,但它“不再行使一级政权的职能”。《通知》要求,全县各公社“统于10月1日正式搭架开庆祝大会,如能提前建成更好”。县委《通知》下达后,全县农村遵照县委的建社规划和部署,分别组建了“建立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9月23日,全县建社工作全面展开。各乡仍采取群众政治运动的方法,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专题辩论、现场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强令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加入人民公社。仅七八天时间,各公社便完成了筹建工作。10月1日,全县5个人民公社均召开庆祝国庆和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群众大会,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丹棱县农村人民公社化,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采用鸣放辩论、群众政治运动一哄而起一气呵成的,严重违背了农民群众的意愿和客观经济规律。在运动中,片面强调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从当时丹棱县所建的5个人民公社来看,最大的张场人民公社,是由3乡75个高级农业社并乡联社组建的,共有6459户、31249口人、15082个劳力、71279亩耕地;最小的顺龙人民公社也是由15个高级农业社合并组建的,共有1676户、8468口人、4199个劳力、20105亩耕地。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初期(三个月左右)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使得原有各农业社之间、社员之间一律拉平,形成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还将社员的自留地、家畜、竹木、果树等也统收归公社,集市贸易一律取缔。人民公社化初期,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建制,编成班排连营,实行“大兵团作战”,废除一家一户的传统生产方式,动辄组织群众连续昼夜苦战,使得社员疲惫不堪。同时大办“公共食堂”,男女老少均集体就餐,吃“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化初期,公共食堂实行饭不定量,不要钱,吃大锅饭,到哪里劳动就在哪里吃饭,不少人认为好象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叫“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随着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连年减产,后来不得不取消工资制(按月领五元工资),口粮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不足部分种瓜种菜作补充。至1959年3月,由于“左”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全县小春大减产,开始发生严重粮荒。1960年下半年,大多数公共食堂因缺粮食,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只好采取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八两,后来改为六两,不几天改为四两,甚至有时连四两都不能保证,就把玉米壳、红苕根做淀粉来代替。这样公共食堂被迫陆续停办,到1961年公共食堂全部停办。

在生产管理上,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集政治、经济权力于公社,使基层生产单位无自主权,更谈不上责任制。这些,使得“一平二调”、“瞎指挥”、“共产风”以及其他“左”的错误在丹棱农村严重地泛滥开来,致使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丹棱的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958年10月2日,乐山地委通知:“省委批准,撤销丹棱县建制,并入洪雅县所属。”丹棱县随即撤销并入洪雅县,以原县行政区域置洪雅县丹棱区。原丹棱县党政组织机构自然终结。原丹棱县级机关干部陆续进行调整,一部分调洪雅县,一部分调地区安排,大部分留丹棱区。并县以后,仍继续沿袭“大跃进”的道路进行,整个形势越来越严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8年冬,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视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的过程中)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发展。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某些转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全党为纠正“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的努力。

郑州会议之后,不到半年时间,中央先后召开四次会议,分别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为了纠正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法,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中央领导并督促各地务必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基层的干部群众见面,以求充分揭露矛盾,统一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去。1959年4月毛泽东还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着重提出讲真话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当毛泽东给党内一封信下达后,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非常高兴,衷心拥护。中央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几个文件下达后,根据省、地委的部署,洪雅县委认真贯彻执行,1959年1月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大队四级干部会议,部署全面开展整社工作。1959年夏,洪雅县调整了丹棱区的公社规模,按1958年前的乡的建制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原两乡以上合并组成的公社分治,各自成立人民公社。全区将原5个公社调整为10个公社。1959年改公社下设之管理区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设生产队。在整社中,根据中央精神,原以公社统一核算的,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同时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少量家禽家畜,鼓励社员充分利用房前房后、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栽竹林树木,不交公粮,不归集体所有。此外,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规定,将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组织生产、分配,恢复了农业合作社时期的劳动定额和评记工分制度,使按劳分配的原则得到了初步贯彻。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各级无偿平调小社和社员个人的钱物,洪雅县委1959年4月26日至5月2日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检查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整社方针的情况,公布清整1958年以来各级平调小社和社员的钱物帐目,宣布三级(县、社、队)退赔兑现。由于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整个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肯定,仍然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把怀疑或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视为“观潮派”和“算帐派”,或者当作敌对分子来批判。因而,中央已经确定的纠“左”措施,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反而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他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在信中,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讨论。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对此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1958年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问题。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是“居心不良”。他认为彭、黄、张、周已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由此,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指向彭、黄、张、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全会结束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庐山会议以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度,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期。

195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批示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按上级部署,洪雅县丹棱区积极投入“反右倾”运动。在一段时期内,全区上上下下到处都在批判“右倾”,不仅在干部中批,而且在群众中也批。不仅把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有怀疑或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人定为右倾,而且把不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栽秧不按定向条栽,不按规定的密植规格栽,不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跃进”任务等等都说成是“右倾”,甚至公共食堂没办好,集体猪只、耕牛没喂好也是“右倾”。由于怕挨“右倾”批判,各地就大搞深耕和密植。1959年夏收夏种之际,丹棱区高桥乡在大搞反右倾运动中,按照上面指定的“蚂蚁出洞,双龙入海”的规格栽插秧苗。由于栽插密度过大,秧苗长势不好,加之深耕高低不平,水稻长不好。人民劳苦一年,当年收割时,仍是寥寥无几的谷子。尽管这一年,白旗拔了,右倾反了,人民还是挨饥受饿。1960年栽秧时节,上面又是新的指挥,要求“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所为“一条心”就是上下一条心,上级怎么说,下级怎么做;“一股劲”就是纵横有股干劲,栽秧必须赶在芒种前栽完,栽不完继续反右倾,轻则批,重则斗;“一个样”就是顺公路的两旁,牵起绳索把秧栽直,栽偏了,就不是一个样。这样指挥农活,延误了农忙时节,小暑、大暑还在栽秧。人们说:这时栽秧,何时打谷。老农看不惯,有口难言。结果当年没有及时栽秧子,收成又不好。

在生产上搞瞎指挥的同时,各级又再次提出高指标。从1960年省、地、县提出的生产计划看,都是加番打滚。洪雅县给丹棱区下达的生产计划指标普遍比正常年份翻2—4倍。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丹棱区委成立了生产指挥部,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在农业上提出高指标,打擂台比武,反右倾保守拔白旗,大力推行深耕密植。所谓深耕,就是三尺;所谓密植,就是水稻规格是3×5寸。同时提出,小麦每亩施肥5000斤,播种200斤到330斤,结果是适得其反。高桥公社在各种会议上,口号越喊越响,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困难是杆秤,你软他就硬”等等。提出小麦高产1万斤,水稻亩产3万斤。为了鼓舞士气,又提出了“早出工,晚收工,白天黑夜不放松”、“大雨大干,小雨扎实干,不晴不雨加油干”、“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仅管想尽了一切办法,付出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违反了科学,忽视了规律,结果还是事与愿违,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一切代价都得不偿失,明明产量大减,还是低产报高产,无粮报有粮。因之征购亦随之增加,农村生活普遍受到影响。

1960年,丹棱区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一再发展,使已经开始纠正的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等“左”的东西又继续复发,农民群众已经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又压了下去,导致农业生产继续急剧下降。由此,使得城乡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全县患水肿病的人更多。当时农村中人们为了保存性命,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一些社员群众小拿小摸。不少人在公共食堂没吃饱饭,就回到家里煮厚皮菜、老苕巅吃,后来连洗米糠、观音土也弄来吃。上级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就下令把社员所有的铁锅,包括沙罐一律砸烂,禁止私人动烟火。城市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也十分困难。自由市场上物价飞涨,萝卜、厚皮菜每公斤七八元,红薯每公斤十三四元,鸡、鸭、鹅每公斤三四十元。当时,人们普遍把机关干部称为 “半边鸡、半边鸭干部”(指当时一般机关干部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部分机关干部、职工难以承受困难生活,于是要求退职回家另谋出路,组织不批准就干脆自动离职,有的单位领导人也回农村去了。可以说,在那段时期,全区绝大多数人都处在生存与死亡的挣扎线上。

1959年夏季到1960年夏季的“反右倾”中,洪雅县丹棱区“反右倾”案件134件,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各级干部不少,使一大批敢于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和群众遭到错误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被指出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由于“反右倾”,在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全国上下的中心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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