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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丹棱县历史(第四章)(第三节)

2017-11-02 10:43
党史办  文章来源:

第三节  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1950年至1952年,在开展征粮剿匪、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中,面对国民党遗留下的烂摊子,县委、县人民政府励精图治,带领全县人民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仅用短短的三年时间,便使全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实现了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废除民国时期的货币,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1948121日发行的人民币为统一货币。丹棱解放之初,由于物价不稳,银元仍在市面上普遍流通。投机银元的贩子则趁人民政权的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机,操纵银价,引起物价大幅波动。其后不久,一些不法商贩为了牟取暴利,又利用市场行情的变化,故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19504月,县人民政府接收旧政权金融机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丹棱县支行后,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迅即颁布政令,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禁止银元计价流通,取缔银元交易市场,由县人民银行按1银元兑换人民币6元的比率对银元进行统一收购。同时规定,各种物品以银元兑率改折人民币标价,且不得任意抬高物价。凡需调整和新订商品的价格,须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执行。财贸部门在发行公债、征收税款、公粮折价和收购农副产品时,一律使用人民币,拒收银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全县城镇的经济领域,银元流通被基本禁绝。

为了打击投机商贩,稳定物价,满足市场需求,保障供给,从1950年下半年起,县人民政府又先后建立了贸易、土产、百货、粮食几个专业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开始收购粮食、布匹、油料、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以调节供求关系。当市场物价下跌时,公司提价收购;当市场物价上涨时,公司则大量抛售,从而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商贩以致命打击。与此同时,县人民政府还采取加强市场管理,实行工商登记,建立交易所,利用国家牌价管理市场价格等措施,迅速稳定了物价,控制了市场。

在稳定物价中,为了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根据195033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县委、县人民政府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及时建立了县财经委员会,以统管全县的财经工作。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了中央《通知》和政务院《决定》在全县的贯彻落实。一是在统一财政收支方面,实行“集中领导,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要求一切收入逐级上解,一切支出逐级核拨。同时,对行政、事业和国营企业单位实行战时供给制,并要求各部门紧缩编制,节约开支。二是在统一物资调度方面,规定各机关、部队、财贸单位清查的物资存货以及掌握的粮、棉、油、盐等主要物资要如实上报,由县统一调度,以调剂余缺保证供应。三是在统一现金管理方面,规定一切机关、部门、学校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存款一律存入县人民银行,由县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避免社会上通货过度的现象,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资金。统一财经工作的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是年全县财政收入53.9万元,支出18.19万元,收支相抵后结余35.71万元。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顺利完成,结束了旧社会遗留的物价高涨和多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全县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

农业的恢复丹棱地处偏隅,解放前交通闭塞,工业基础薄弱,人们世世代代以农业种植为主。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32万元,其中农业产值1058万元,占93.5%;工业产值74万元,占6.5%,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小县。解放初期,全县种植业沿袭传统的耕作方式,山区甚至刀耕火种,经营粗放,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广大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恢复,就没有其他行业的恢复。为此,在恢复国民经济中,县委、县人民政府把恢复农业放在首位,在适时召开有关会议安排部署农业生产的同时,广泛宣传各种生产政策,动员全县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农业而努力奋斗。

19504月,在丹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县委、县人民政府就通过各代会作出了关于生产建设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春耕在即,首先应广泛宣传各种生产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情绪,打消农民对生产的顾虑。其次应立即督促修筑渠堰池塘,以利灌溉。并提出了“严禁宰杀耕牛”、“准许人民自由开荒”、“禁止乱伐森林”,以及提倡多种早熟作物以防春旱等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在19519月召开的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县委、县人民政府又号召全县人民积极为1952年的大生产运动作好准备,要求各地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计划地增种工业原料,搞好冬季副业生产。195241日,县人民政府召开有各乡乡长和县委干训班积极分子参加的生产动员会,会上研究讨论了农业生产计划和增产措施,动员全县人民努力完成5%的增产任务,以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会后,县委立即抽调县区干部22人、农村积极分子57人、乡村干部1562人组成生产大军,分赴各乡组织领导春耕生产和抗旱工作。

在广泛宣传各种生产政策动员全县人民恢复和发展农业中,为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县委、县人民政府还及时组织发放贷粮贷款。1950年春耕期间,全县共贷粮11万斤,贷款2925元,发放给1205户无力耕种户。此后逐年增加贷款额,至1952年底,全县先后共发放农业贷款21.8万元,其中贷给个体农民20.1万元,用来购买种子、肥料、农具、耕畜和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此外,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县财政还拨款3万元,用以扶持农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恢复农业生产中,县委、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1950年至1952年,县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四次水利工作会。会上,废除了不合理的旧水规,建立了“谁受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的新水规,成立了县、区、乡、村四级水利工作领导机构,制订了岁修计划。会后,县人民政府以何家、高桥为试点乡,派水利督导员驻乡帮助指导水利建设工作,并及时总结推广试点乡的成功经验,使兴修水利在全县各乡村迅速形成高潮。据统计,截止1952年底,全县先后共整修新修大小渠堰470条,池塘429口,泉凼76个,拦水坝339道,有效灌面达到19703亩,使长期遭受干旱影响的地区的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大大提高了抗旱防洪能力,为农业增产打下了基础。

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后,广大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土改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土改后不久,部分农户因缺乏劳力,生产发生困难,甚至出现了典押和出卖土地的情况。为了解决农民单家独户耕种所面临的困难,避免两极分化,根据党中央195112月下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充分发挥农民个体积极性的同时,积极引导广大翻身农民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到1952年底,在“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全县已先后建立起互助组1183个,其中常年性互助组89个,临时性互助组387个,变工组1094个;入组农户8907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44.3%。这些互助组建立后,通过互助互借和换工的方式,不但解决了单干时缺乏劳力、口粮、农具等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增强了入组农户的集体主义思想。他们积极参加抗旱增产竞赛和爱国丰产运动,通过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品种,合理密植,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如城厢镇许翠兰互助组,全组7户有田80多亩,1952年亩平产粮580斤,比未建组前的1951年亩平增产189斤,增长48.3%;其中有亩产800斤以上的丰产田43亩。杨家乡黄义兴互助组,全组9户有田113亩,1952年亩平产粮453斤,比当地亩平增产47斤。为了鼓励丰产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5211月县委召开农业劳动模范大会,会上总结了全县农业增产情况,对出席会议的95名劳模进行了表彰奖励。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扶持下,经过广大农民的共同努力,到1952年底,全县实现了农业的恢复。

工业的恢复解放前,丹棱工业薄弱,主要行业有铸造、制硝、印刷、缝纫、纺织、缫丝、酿造、粮油加工和造纸等。这些行业虽大多为作坊式手工业,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一度繁荣。如1938年乐山嘉裕碱厂股东何绍图到丹棱高桥硝坝投资开办嘉裕制硝厂,因其获利丰厚,吸引县内外工商界人士纷纷前往高桥投资开采芒硝,先后建起永利、庆华、福河、灵泉等制硝企业10多家,共钻硝井100多口,招收工人1800余名,年产量最多时达1万吨。1940年,乐山华兴、风翔丝厂派人到张家乡协助丝商邓聚伍开办缫丝厂,使用从日本进口的缫丝机,年产生丝150担。由于所产丝拉力强、延伸度大、光泽鲜亮、富有弹性,因而销路广,产量逐年增加,到 1945年产丝达到210担。此外酿酒业也很兴旺,仅县城就有作坊12家,蒸酒桶73个,年产白酒300吨,除供本县消费外,还畅销雅安、名山、天全等地。但抗战结束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加之匪患不断,外地行商不敢入境采购,造成产品滞销,生产日渐萎缩。至解放前夕,全县除德泉等几家规模不大的私营硝厂和散布城乡的一些手工业作坊还在断断续续生产外,其余都已倒闭或处于停产状态。

解放后,为了恢复工业,县委、县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1年,根据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县人民政府没收了恶霸邓桂芳在德泉硝厂的股份,将该厂改建为公私合营群益硝厂,数月后又购买了其他私人股金,更名为地方国营群益硝厂。继之,县公安局又接收几家私营硝厂,购买硝井数口,成立了公安硝厂。1951年春,县人民政府还投资5000元在县城兴建了人民电厂,次年又投资2290元,对其进行了扩建。

在创办人民电厂、群益硝厂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建立国营经济的同时,县委、县人民政府还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与“保护和扶持私营企业”的方针,适时调整各方面的关系,采取贷款扶持、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调整税收负担等措施,使私营工业企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截止1952年底,全县工业企业已发展到383户,其中国营企业3户,公私合营企业1户,集体企业1户,私营企业378户,共有从业人员1029人。至此,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工业格局在全县初步形成。

商业的恢复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遵照党中央关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要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的指示精神,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恢复和发展商业中,十分重视构建国营、集体商业体系。19505月至19526月,县人民政府先后组建了县粮食、贸易、百货等专业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这些国营公司和合作社成立后,通过组织购销农副产品和日常工业用品,很快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在调剂余缺、保障供给、平抑物价和稳定市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后,随着全县政治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为了调动私营商业的积极性以发挥其促进城乡交流繁荣市场的作用,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贷款扶持、扩大国营商业批发和撤销部分销售网点等措施,使全县私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52年底,全县私商已发展到1445户,拥有资本额12.84万元。其中座商529户,摊贩916户,从业人员共1155人。全县城乡市场呈现出一派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

在建立国合商业,恢复和发展私营商业中,为了进一步活跃城乡市场,19527月至10月,县委、县人民政府还在城区和张家、仁美等场镇相继举办了五次物资交流大会,每次大会都购销两旺,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其中,城区物交会购销总额达到39.43万元,超额完成原计划的64.22%;张家场物交会购销总额达到10.88万元,超额完成原计划的71.7%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人民政府按照《共同纲领》来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则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不惜以行贿等非法手段来拉拢腐蚀国家干部。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关于防止干部腐化的方针,19511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次年126日,又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根据中央的《决定》和上级党委的部署,针对全县解放后有少数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逐渐滋生了享乐腐化、铺张浪费、贪污受贿和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县委从19521月起,在全县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开展了“三反”运动。整个运动按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的原则和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与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195112日和5日,县委先后两次召开县级机关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地委会议精神和中央《决定》,成立了县增产节约委员会,并对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浪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揭露。25日,县委又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参加的“三反”坦白检举大会。会上,县委书记任仲灵、县长党力生、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子明等领导都分别联系实际,带头检讨了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会人员对他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用干部不当以及浪费行为当面给予了尖锐批评。同时,对一些干部的贪污问题进行了检举揭发。会后,“三反”运动在全县机关单位相继展开。整个运动经过坦白检举、核对追赃、定案处理三个阶段,到6月结束。运动中,各机关单位自我坦白和检举揭发出的大小贪污分子共267人,其中贪污百元以下者198人,百元以上千元以下者37人,千元以上万元以下者31 人,万元以上者1人,涉案金额共88514元。在定案处理阶段,县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严肃与宽大、教育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267名贪污分子(除自杀的3人外)按其罪行和表现分别作了处理,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14人,行政处分的35人,因坦白彻底退赃积极而免予处分的215人。

全县在开展“三反”斗争中,由于运动来势迅猛,也存在一些偏差:一是斗争形式和方法简单、粗暴,主要表现为有的单位在斗争中采用了脱衣服、蹲板凳、推“排球”、捆绑等错误做法,以致造成6起自杀事件,死亡3人。二是部分干部求功心切,急于完成打“虎”(指贪污1千元以上者)任务,认为打“虎”越多,成绩越大,故而把一些非贪污性质的经济问题也视为贪污问题,以及对赃物折价过高等,从而导致打击面扩大,错伤了一些人。如在斗争高潮中,原认定全县有“老虎”46人,涉案金额104049元。在定案处理时,县委遵照中央“不放纵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指示,经过复查核实,及时纠正偏差,使全县“老虎”下降为32人,涉案金额下降为88514元。

“三反”运动在全县的开展,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树立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思想,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进,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如县人民电厂,“三反”前每天打米仅7000来斤,“三反”后每天打米上升到12000斤至14000斤。

在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业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根据中央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19522月至6月,县委还在私营工商户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中,县委工作组在城区25个行业394户工商户中查出偷税漏税户384户,行贿户59户,盗骗国家财产户292户,偷工减料户114户。其中,严重违法户3户,半守法半违法户62户,基本守法户269户,总计违法金额55946元。运动后期,根据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对上述违法户,工作组分别进行了严肃教育、追赃退赔和补税罚款的处理。

“五反”运动在全县的开展,打击了奸商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工商业者普遍受到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运动结束后,为了利用私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进一步调动其经营积极性,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2月先后召开了县财委会、财经干部会和商业代表会,传达贯彻上级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并结合全县实际开展了以调整公私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商业调整工作:一是停止县百货公司对部分次要商品的零销和下乡推销,停止供销合作社的屠宰业务,给私营商业让出部分商品销售市场和农村市场;二是调整批发零售差价,给私营商业以一定的利润空间;三是国家为私营商业投放贷款,以扶持其发展。通过调整,有效地调动了私营商业的积极性,原消极经营打算歇业的也积极经营了,从而使私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

三年经济恢复的成就

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499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1949年增加367万元,增长32.4%,年均递增9.8%。其中工业产值132万元,比1949年增加58万元,增长78.4 %,年均递增21.2%;农业产值1367万元,比1949年增加309万元,增长29.2%,年均递增8.9%。粮食总产达3182万公斤,比1949年增加1174.5万公斤,增长58.5%,年均递增16.6%。棉花总产达1291担,比1949年增加590担,增长84.2%,年均递增22.6%。油菜籽总产达5898担,比1949年增加1798担,增长43.9%,年均递增12.9%。茶叶产量达到734担,比1949年增加77担,增长11.7%。蚕茧产量达到989担,比1949年增加763担,增长337.6%。全县城乡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购销两旺,1952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达220万元,比1949年增加83万元,增长60.6%,年均递增17.1%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县文教卫生等社会事业也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52年,全县有中小学校118所,教职工365人,在校学生12528人,比1949年分别增加36所、205人和8266人。全县有医疗机构9个,医护管理人员60人,比1949年分别增加8个和51人。全县有全民所有制职工1029人,工资总额达41.41万元,在1950年基础上分别增加641人和增长了425.5%,职工人均工资仅两年时间就增长了近一倍。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有所提高。此外,全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全民、集体所有制经济已初步建立。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县即将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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